台湾近代化始于马尾船政——沈葆桢肇始的福建船政、保台建台伟业140周年纪念

油画沈葆桢入台（安宁摄）

沈葆桢，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洋务派的代表。他与左宗棠、丁日昌等船政一班人，在保卫台湾、建设台湾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清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闽浙总督左宗棠上疏，建议创办福建船政、自造机器轮船、自办学堂培养造船、驾驶人才。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三顾茅庐”，力荐沈葆桢。经同治皇帝钦点，沈葆桢出任总理船政大臣。按照左宗棠的计划在马尾中岐踏勘选址，征购土地，建设工厂、船坞、学堂、宿舍，聘用洋员洋匠，采购机器，船政建设全面展开。创办船政是一新鲜事物，遭到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要求清廷下令停办；也引起外国侵略势力的忌妒，暗中挑拨洋人雇员之间关系，使之相互对立。沈葆桢与左宗棠力排众议一起上疏批驳，并革除造谣生事的洋总监工，使船政建设得以继续进行。

从1866年至1875年，沈葆桢总理福建船政九年，工作兢兢业业。他坚持“权操诸我”的理念，在待遇上对洋人优惠，在管理上严格要求，坚持国格。先后开除违反协约规定的洋工20多人，使他们不敢再飞扬跋扈。福建船政很快成为当时远东最大、世界第三大船厂，下设十三个分厂。至1907年制造大小舰船40艘，其中在沈葆桢任上建造16艘。船政学堂培养学生629人，其中严复、罗丰禄、陈季同、魏瀚、萨镇冰等学生尖子，还被遣派出国留学，成为我国近代国家建设栋梁之才。

一、福建船政的倡导者——林则徐

船政的建立，不能不提及我国民族英雄林则徐。他与船政虽然相距20多年之久，但他为船政的建立做好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早在鸦片战争时期，两广总督林则徐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认识到没有坚船利器，不足以抵抗海上强敌。他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以对付侵略者。林则徐又说：“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这个思想20年后被左宗棠、沈葆桢所继承，并在建设福建船政时加以发扬。左宗棠是晚清主张坚决抵抗外侮的爱国主义者，比林则徐小27岁，崇拜林则徐的功业与为人。尽管他当时只是一个三赴会试不中，身无半职的举人，在林则徐心目中却是一个心忧天下的有志青年。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就赏识左宗棠的才学。辞官东返福州途中，经过长沙，特约左宗棠在湘江船上会晤，彻夜纵谈时务，后人誉为“湘江夜谈”。林则徐对他寄以殷切期望，曾多次向朝廷奏荐重用，直至临终前口述遗嘱由其子林聪彝执笔，起草奏折，推荐左宗棠这位奇才，左的名字因此引起朝廷重视。左宗棠立志要继承林则徐未竟事业，以实际行动“师夷，制造坚船利炮以制夷”。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12岁就跟随舅父，练习书法，得到林则徐的言传身教与严格要求。林则徐认为沈葆桢年虽幼小，却知书达礼，资质极佳，因而在20岁中举人后，即将二女儿林普晴许配与他。正是林则徐培养的左、沈二人，秉承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遗志创办福建船政。应当肯定，林则徐为福建船政的创立做好思想准备和人才准备，是福建船政的启蒙人和引导者。

沈葆桢塑像（安宁摄）

二、沈葆桢抵御日军，保卫台湾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后起之秀、国力渐强，走一条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1871年开始吞并琉球，1874年借口“牡丹社”事件派兵入侵台湾；1894年甲午海战，清政府大败，签订了“马关条约”，夺去了我国领土台湾；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窃取了德国在我国青岛的权益；1931年九一八事变夺取我东北三省；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占领我中华半壁江山，奸淫烧杀，血债如山；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清晨偷袭珍珠港，炸毁美国飞机188架，击伤291架，击沉击坏军舰18艘，炸死美军官兵3600人，发动太平洋战争，并乘势大举南进，侵略香港及东南亚，走向自取灭亡之路。

1874年4月，日本在长崎设立“台湾番地事务局”，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随时准备侵台。借口琉球船民54人遭台湾少数民族“牡丹社”人所杀害，出兵3600余人，军舰5艘，由西乡从道带领，从台南登陆，拟侵占台湾。5月，清政府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他临危受命，率领中国近代第一支舰队———福建水师的14艘战舰（全部由福建船政自己制造，驾驶、轮机班底全部出自船政学堂）赴台。他受命后即上奏提出御敌四策：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抵达台南安平时，立即召见当地官员，提出理谕、设防、开禁三大反侵略方针。总之他是以扩军备战，增强军事力量为后盾，准备打仗。从外交入手，大做舆论，进行说理斗争。为加强海防建设，他加紧修建安平、旗后、澎湖、鸡笼（基隆）、沪尾等地炮台，安放西式巨炮。至今仍保存的“亿载金城”就是当年的安平炮台。沈氏还上奏朝廷，从福建陆军、淮军洋枪队、粤军增兵，军力达1.2万人。其中淮军先集中到上海，由严复驾驶“建威”号军舰运到台湾。接着他乘“长胜”轮探测台东沿海港口地形和海面形势。沈氏并奏请将台湾盐课、关税尽数留下，充作海防之用，以补充枪支、巨炮、子弹。我方军力超过日本，致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在固民心方面，提出“官民同命、草木皆兵”，着手招募兵勇、乡勇，并奖励乡团，团结台湾民众增强抵抗力量。日军撤退之后，沈葆桢随即着手全面治理台湾，在处理台事善后过程中，他提出“善后即创始”。“善后难，以创始为善后则尤难”。着手台湾地区的大开发。他实施“四开”举措。开禁：开放大陆人口向台湾迁移；开府：开设台北府，使台湾行政中心北移，与福州联系更加方便；开路：开辟几条通往台湾东部的道路，以更便捷地开化少数民族；开矿：开发以煤为主的矿业，促进台湾近代工业迅速发展。

（一）开山筑路，办学抚番：

赶走日寇之后，沈葆桢没有把部队遣回大陆，而是全部留下分片包干，分三段进入亘古以来不通人迹的大山，劈开东海岸悬崖峭壁。开通南路两段389里，中路段265里，北路段205里，共计筑路859里。以将近一年时间完成开山筑路任务，使台湾东西部贯通，山区平原连成一体。这些工程相当艰巨，开凿断崖峭壁的苏花公路，至今令人叹为观止，它对台湾东部的开发起了决定性作用。现今台湾主要公路的走向仍然沿用当年的路坯。在修路同时，对沿途实行屯兵卫、勘林木、焚草莱、通水道、定壤则、招垦户、给牛种、立村堡、设隘碉、致工商、设官吏、建城廓、设邮驿、置廨署等14项措施。把开山修路与巩固国防，发展经济，建设城镇加强管理结合起来，作为台湾近代化的先决条件。在开山筑路前后，台湾发生瘴瘟，不少战士染疾而亡，为保卫台湾、开发台湾献出了年青的生命。为纪念这批勇士的义举，沈葆桢将他们尸骸收殓运回马尾亭江虎头山东北麓，建立公墓埋葬135具义士，至今保存完好，已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年是他们捐躯140周年，为了表彰其壮举，应当择时公祭，以昭后人，慰其在天之灵。

沈葆桢及其继任者把“抚番”重点放在教育上，废除以往的围堵之策，实行疏导之法。注重办学兴教，使之逐渐开化，进入文明社会，与汉人共同开发建设台湾。在虎头山、四重溪等14处兴办较大的义学。路修到哪里，供少数民族学习的义塾就办到哪里，仅在南投埔里就设番塾26所。沈葆桢亲自编写教材《训番俚言》，供全台各地义塾使用。强调结人心、通人情。沈葆桢抚番采用11条措施：即选土目、查番户、定番业、通语言、禁仇杀、教耕稼、修道途、给茶盐、易冠服、设番学、变风俗。船政第二任大臣丁日昌延续沈葆桢重视文教的抚番理念，拟定《抚番善后章程二十一条》，重在教化。先后创办义学100余所。并且选拔番童进府学，给少数民族读书人以很大鼓舞。办学抚番政策实行后，番民学习文化形成热潮，文明素质和文化素质大大提高，走出原始时代的“茹毛饮血”，逐渐进入农耕时代。特别在废除汉番禁婚之后，高山族的物质文化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

（二）修吏治营政、设府置县

为了台湾稳定发展，沈葆桢、丁日昌等船政官员先后着手整顿台湾吏治。受林则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熏陶，沈葆桢到台后就提出“欲固险地，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上奏《请改台地营制折》，对台湾营伍提出改革主张，采用“酌撤分汛、汰弱留强、合队合营、整军严纪”，以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丁日昌继续对旧班兵制度进行改革，重新整编，异地调防，进一步提高军队战斗力。在修吏治方面，沈葆桢初到时，台湾吏治腐败，官员多沉酣于鸦片，带来民风浇漓。他感叹地说：“此间去倭患易，去习染难”。下决心雷厉风行罢免了贪官污吏或失职官员，裁革陋习，严禁烟、赌、械斗之风。通过整顿，官风民风大有好转，为台湾发展创造了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丁日昌继承发展沈葆桢的思想，提出：“民心为海防根本，而吏治又为民心根本。”对贪官污吏严加惩办，革职查办了彰化、嘉义等贪腐成性的知县，对“索诈民财以填欲壑”的台湾县役林升判处死刑，招来万众聚观，无不同声称快。文人赞誉丁日昌，称“儒林循吏今有几，丁公崛起南海涯。

在健全台湾政治机构方面，沈葆桢奏请朝廷移驻巡抚，增设郡县，加强行政管理职能。他指出，巡抚驻台“有事可以立断”、“统属文武、统归一尊”。经朝廷批准，福建巡抚实行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加强了对台湾的管理，密切了闽台关系，为十年后台湾建省打下基础。府县设置方面，沈葆桢倡议增设台北府，经朝廷批准，他亲自勘察，1879年开始兴建台北府城，至1882年工程全部完成，台湾政治中心由台南迁移到台北。为纪念沈葆桢这一功绩，全台第一大都会的台北市政府内设有沈葆桢厅，2004年4月9日，台北市召开会议，纪念沈葆桢诞辰185周年。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主持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大加赞扬沈氏建设台湾的功绩。大会还邀请沈葆桢五世孙女、台大沈冬教授参加。由此可见海峡两岸人都纪念保台建台有功之臣。由于增设台北府，同时又设立恒春、淡水、新竹、宜兰四县和澎湖厅，使得原来一府、四县、三厅的格局，增加到二府八县四厅。至此台湾郡县管辖区域开始遍及全境，细化了行政区划，加强了管理，使政令畅通。

台湾近代建筑

（三）解禁招垦、修祠聚心

沈葆桢开山筑路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发台湾广阔肥沃的土地，同时感化提高少数民族的素质。从康熙开始，清政府严禁大陆居民渡台开垦，严禁台湾汉族居民私入番地，严禁生番与外人交往。这些封闭孤立的政策，阻碍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沈葆桢上疏力陈：“欲开山不先招垦，则路虽通而仍塞；欲招垦不先开禁，则民裹足不前”。奏请废除长达190年之久不准渡台的禁令，以广招徕。1875年终于获准开禁，接着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招垦局，招募闽粤人民免费乘船来台移垦。同时由官方供给口粮、耕牛、农具、种子，大力发展台湾农业经济，促进民族之间交流。使原住民社会、经济跟上时代。

清朝年间，在台湾的汉人大多数是明末郑成功从大陆带去的移民后裔。由于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在人民的心目中有着崇高威望，他们仍然私下祭奠。但是康熙认为郑成功以台湾为根据地反清复明，故不许在台湾为其建祠。沈葆桢敬佩郑成功“孤忠启疆”，为了团结更多的台湾人民，树立郑成功的形象有利于激励民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由他主稿，联络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福州将军联名奏请，终于获准在台南市建立“明延平郡王祠”，确立了郑成功的历史地位，达到了收复民心，振作忠义，激励民众的作用，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台湾人民对大陆的向心力。

（四）开矿兴业，修建铁路

台湾基隆煤矿是我国第一座用机器开采的新式煤矿。船政创建之初燃煤多来自英国进口，不但价格昂贵，而且受制于人、到货迟缓。台湾基隆埋存优质烟煤，明代民间就有用土法开采。英美等列强早就觊觎，妄想窃取，均被清朝廷拒绝。1873年，船政局向基隆民窑订购煤炭，但不能完成交货。1874年沈葆桢赴台时，就主张加快开发台湾煤矿，在给清廷奏章中提出：“垦田之利微，不若煤矿之利巨；垦田之利缓，不若煤矿之利速。全台之利，以煤矿为基始”。又提出将基隆煤矿改为官办，用机器开采，以提高产量。获得清廷同意后，沈葆桢即着手筹办，雇请英国人全面勘察，购买机器、招聘洋匠，选定在基隆老寮坑立矿，人称“清国井”。1877年煤矿建成，同年六月出煤，日产煤30-40吨，盛产时采煤工人约1000人，1879年产煤30045吨，1881年产煤53600吨。主要出售给马尾船政使用，部分投放市场，供应民用企业需要，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建设。至今“清国井”遗址尚存，有三口，一为通风井，一为主井，一为四方井。

沈葆桢在基隆建煤矿时，修就一条轻便铁路，直运煤炭到码头。1875年10月，沈奉调任两江总督并南洋通商大巨。1877年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拆除英人未经批准在上海兴建的吴松铁路。船政继任者丁日昌建议将铁轨移至台湾旗后，供修筑台南铁路之用。沈十分赞成并大力支持，1877年10月开始，将吴松拆下的铁轨用船政制造的“万年清”等轮船运至台湾，1878年初全数运到。后因经费不足，丁日昌抱病回籍休养，筑路计划未能实现。但是在刘铭传担任台湾巡抚时，于1887年奏请清廷批准修建基隆至台南铁路。1891年修至台北，1893年修至新竹，计78.1公里。是我国自行集资、自己主办、自行控制权益的第一条铁路。这是沈葆桢开其端，丁日昌继其后，刘铭传集大成的一项建台伟业。

（五）通讯互联，海底修缆

1874年沈葆桢受命赴台驱日寇时，就感到台海相隔，讯息不通。对于瞬息剧变的军事斗争取得主动权非常不利，深感铺设海底电缆十分重要。便上疏朝廷称：“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万不可无电线。”又说：“不及造一轮船之资，瞬息可通，事至不虞仓卒矣。”1875年10月，丁日昌接任船政大臣，秉承沈葆桢意愿，积极创办电报，在船政后堂增设电报学堂，两期招收学生140人，毕业后分配全国各地。他亲自主持架设台湾府城至安平线路，饬令船政学生苏汝灼、陈国平、林钟玑等架设台南至高雄电缆78华里。在陆上架设电线成功后，1887年由船政学生和船政建造的“飞捷”轮作为水线船，开工铺设福州川石岛到台湾淡水的海底电缆，全长117海里。这条电线一直沿用到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华，被川石农民愤而砍断，至今旧线仍然埋存在海底。

以沈葆桢肇始的福建船政人保卫台湾、建设台湾的功绩，除上述建树之外，还派出船政学生对全台湾土地、海域用科学的三角测量法进行勘察测绘，历时数月，绘制成精确的台湾全图，为后来的防卫、建设创造条件。其中严复亲自对台湾海岛、海口勘测的第一手资料，为台湾省海岸版图的界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更难能可贵的是船政创始人左宗棠鉴于台湾土地肥沃、气候温暖、雨量充足，农民多种甘蔗熬糖，但由于工艺落后，熬出来的红糖板质差价低，只能充作外国商人加工白沙糖的原料。为发展台湾糖业，他于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奏《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源折》。提出仿照外国技术，引进先进设备，兴办糖厂。并派熟知糖务人员赴美，参观学习、购买机器、招聘洋工来台试制。并强调“官办承其先，而商办承其后”，为振兴台湾的民族工商业立下汗马功劳。船政与台湾的密切关系又一例证是，现在的台湾海军军官学校的前身就是“福建船政学堂”。1866年船政成立时名“求是堂艺局”，后改名“福建船政学堂”，到民国前共毕业学生629名，1926年改名“马尾海军学校”。1937年9月抗日战争爆发，日机轰炸马尾，迁到福州鼓山涌泉寺。1938年6月再迁湖南湘潭，同年10月迁贵州桐梓县城，在桐梓8年，史称桐梓海校。1946年1月抗战胜利后迁到重庆丁家后院待命，12月迁青岛，上海中央海军学校并入，1949年2月青岛海军军官学校迁往厦门，同年9月迁台湾左营至今。

事实胜于雄辩，台湾的近代化是由以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为代表的福建船政官员与师生员工所开创。现在台独分子和两国论者，卖国求荣，闭着眼睛说瞎话，鼓吹台湾近代化是日本人搞出来的。他们违背民意，倒行逆施，否定先辈功绩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必然要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今年是福建船政保台建台140周年纪念，我们要广泛宣传他们的辉煌事迹，与台湾人民一起纪念这一伟大的创举，为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