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美国学者陶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有些感触。乍一看，这本书学术性很强，五百多页的书光引注就有118页，应该很客观公正，实则不然。
大陆学者杨天石在《推荐序》中说：“既往研究蒋介石的西方学者大都将之视为‘失去大陆的人’，以贬斥为主，陶涵先生本书与之不同，说了不少蒋介石的好话，有些方面的评价甚至很高。”（第ⅶ页）没错，陶涵极力美化蒋，但蒋太不堪了，作者虽有如花妙笔，却也不时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来。
一开篇陶涵就说：“蒋介石的崛起乃是一个与坚毅、忠诚、勇气、真诚等等品质相关的故事，同时也是愿意承认降临他个人及中国的悲剧超乎他的控制的故事。蒋从一个仅在军校预备班受过一年教育、见识褊狭的军官，一步步成长为具有战略观、能洞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动态关系，也知道如何以弱抗强、以柔克刚的国家领袖。”。（第5页）这为全书定调：以夸赞为主。
作者在任何时候都极力回护蒋。有时也承认蒋做过的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往后十年，蒋也靠向鸦片的种植和消费课税而赢得大量财源”，但接下来的评论让人瞠目结舌：“官方的本意是借由此一课税办法逐步减少毒品的使用。”（第51页）这道理能说得通吗？
蒋第二次围剿红军，“蒋调何应钦和二十万经验丰富的冯玉祥的部属到江西展开第二次围剿，但部队水土不服，又被打败”。第三次围剿红军，“蒋已胜利在望，不料沈阳事变爆发，打乱了围剿作战”。（第65页）在陶涵看来，蒋的两次失败都是由客观因素导致的，与蒋的不得民心和指挥能力的欠缺无关。
红军长征，“云南军阀龙云大概是收了中共的墨西哥大洋，允许共军和平过境”。（第79页）没有给出参考文献，这“大概”是作者的臆想。
关于七七事变，作者这样写道：“当晚十点半左右，中国二十九路军士兵对朝向卢沟桥逼近的日本武装队伍开火。日军反击。”（第104页）将七七事变的责任推到中国军队头上。
为了阻遏日军的步伐，蒋批准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这造成89多万人淹死，数百万民众流离失所的严重后果。作者评价道：“他私底下并无愧疚，在日记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他没有时间对人命牺牲表达同情，但大战中又有哪些领导人会呢？”（第111页）
抗战胜利后，蒋的货币改革使沦陷区一亿五千万人民的大多数倾家荡产，而作者的评论是：“过去一年多来，沦陷区人民早已预料日本迟早要败，通货膨胀和伪币黑市汇率早已腾升，现在会受害的是极少数不知在抗战胜利前减少持有伪币的人。”（第299页）受害的是“极少数”，呵呵。
特务暗杀李公仆和闻一多，作者评论道：“可是，民主同盟只是个小党派，对蒋只算小麻烦，他似乎不可能冒国际制裁的风险，下令杀害两个在昆明不甚有名气的知识分子。”（第318页）在陶涵看来，李公仆和闻一多“不甚有名气”，因此不值得杀害，对此，我只能“呵呵”而已。
史迪威跟蒋有矛盾，作者站在蒋一边贬斥史迪威。（第5、6章）马歇尔跟蒋有矛盾，作者也站在蒋一边。蒋之所以失掉大陆，是因为美国支持得不够。（第8、9章）等等，不再赘举。蒋该庆幸自己身后有陶涵这么个知己吧。
蒋及其领导的政府的腐败、无能是中外学者们公认的，代表西方学术界主流观点的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也持这样的看法。相对而言，陶涵的书立场过于鲜明，不够客观公正。
当然我并不是说本书无任何可取之处。第一章《新儒家青年》，第四部分《岛屿》有很多新鲜史料，让人大开眼界。
近来读了一些西方人写中国的作品，有的极好，如孔飞力的《叫魂》，视角独特，材料丰富，思想深刻；有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如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等。我很赞同李泽厚的观点：“视西人如帝天”的时代该结束了。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美）陶涵著，林添贵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
评季羡林评现当代作家
——读《季羡林口述史》
花一天时间读完《季羡林口述史》。这是一本对谈录，内容庞杂、轻松，真实，以臧否人物为主，季先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喜恶。对早年在清华和德国求学经历的追忆，跟《留德十年》相关内容大体相同。
因为是对话，再加上季先生年老，精力不济，思维不连贯，所以有很多内容一再重复，多者至四五次。蔡德贵不敢删节，完全照录，甚至连一些诸如吃药、喝水、上厕所之类的琐事都记录下来，使得书冗赘异常。本书厚至四百多页，如果压缩成百页左右会好得多。本书与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等有霄壤之别。唐德刚的书不唯有趣，而且有料，全是干货。透过文字，我看到了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唐德刚，活生生的、眉眼毕现的胡适和李宗仁。
我最感兴趣的是季羡林对现当代作家的评价，于是把相关内容摘录出来，后面做简单评析。
第30页 后来我还给沈从文写信，因为那时候在中国作家中间，我很崇拜沈从文。
我对茅盾呢，很不欣赏。从文章来讲的话，茅盾那文体啊，文风啊，没什么特点，我说他笨得很。就用这个词：笨。沈从文是有名的，他的风格写的文章，我喜欢的，有才干。茅盾的就不行，他的《子夜》我是全盘否定的。
第390页 蔡德贵：金庸的小说您看过吗？
季羡林：应该说啊，基本上没有看过，我不喜欢那个。
蔡德贵：不喜欢他的小说？
季羡林：整个的，我从小就看这个《七侠五义》《三侠五义》之类的，我看多了，腻味。金庸的小说，应该说，基本上没看，一看题目，我就腻味。
第42页 沈从文的风格呢，比较突出，他的文章，大概给我拿一篇，念不了三行，我就知道是沈从文的。……中国作家啊，有个性的，沈从文是其中之一。
李评：同意他对茅盾和沈从文的评价，不同意他对金庸的评价。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碰到过一个爱读《子夜》的人。这部小说可读性极差，必须硬着头皮才能啃完，而读完后收获又不多，完全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图解，书里的人物全是政治符号，比如吴荪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赵伯韬是金融买办阶级的代表。这些形象缺少生活的气息，像木偶一样被作者操纵着，他们没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将走向哪里。我不知道这部小说是什么时候被捧上神坛的，又是怎么被捧上神坛的。《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说：“茅盾为我们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时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第225页）编者自然是抱着崇敬的态度写下这段话的，我却从中读出了另外一层含义：茅盾的小说就像当时的新闻、档案等，是供查阅的材料，有助于人们认识当时的社会，却独独缺少了文学性，“未能摆脱无限丰富的人物与生活加以简单化的历史局限”（第230页）.茅盾的成就被夸大了太多，是该被从神坛上拽下来了。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学者意识到这一点，并做了一些努力。
1994年，王一川等人搞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茅盾踢了出去，换成了金庸，这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其实单单论影响和对文体本身的贡献，金庸远远超过茅盾。论影响，有华人处即有金庸小说。论文体，金庸凭借一人之力，重现了古白话的魅力。他的小说塑造了令狐冲、杨过、郭靖、张无忌等等家喻户晓的人物。茅盾呢？有吴荪甫，赵伯韬，还有谁？
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文学标准，比如情节，人物等等，去衡量，那么金庸小说应该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在一个水平线上，甚至更好。当然这是大众文学的标准。如果按照精英文学的标准，按照是否具有形而上的思辨品格，是否具有深沉的宗教感，以《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伟大的作品作为标杆的话，《三国演义》《水浒传》与金庸小说都属于三流作品。现在很奇怪的是有些人将《三国》《水浒》扬之于九天之上，却大肆贬低金庸小说，这说明他们的文学标准是分裂的，自相矛盾的。
沈从文的成就很长一段时间是被低估的。还好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他的价值。在重写文学史时给了他应有的地位。他的《边城》也被选入语文教材。但同时他也被大大简化了，变成了一个伤感的写田园牧歌生活的乡土作家，实际上，他的小说形式和内容都是极其丰富的。他做了各种文体实验，很具有先锋性。他努力跨越小说的边界，探索小说所具有的无尽的可能性。这种探索因为时代的剧变而被抑止了，到80年代才有一些先锋作家接上这根线。
第31页 中国近代作家中，我始终认为巴金是个大作家，原因什么呢？从文章来讲，茅盾的文章很板，板滞，看不出什么才干来。巴金就不同，巴金的文章有文采，所以后来我说，拿诺贝尔奖金，中国唯一有资格的，就是巴金。
李评：不同意。巴金的早期小说语言不脱学生腔，情感外露。《家》之类就是那时的青春文学，写出了那时青年人的苦恼与反抗，有时代意义，但少锤炼，不耐读。后期的还好些，像《寒夜》《憩园》等等开始变得成熟起来，调子变得深沉、悲凉起来，有种直指人心的力量。但终其一生，巴金都没有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也就是说他的语言不具有可辨识性。韩寒曾在与陈丹青的对谈中说他文笔不行。陈丹青也表示了赞同。没想到这竟惹起轩然大波，被某些人上纲上线为“对中国人公认的文学大师贬低嘲讽，伤害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尊严，对文学大师心怀尊敬之心是一个民族的基本涵养，是一个文人的基本修养。”其实写下这段话的人对中外文学史基本一无所知，所以才说出这样可笑的话。倒是韩寒，又一次扮演了《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说出真相的小孩子。
第33页 这个新诗啊，我认为只有一篇是好的，戴望舒的《雨巷》。我说，那一篇是好诗，其余的没有一篇我认为是好诗。
第34页 徐志摩的诗，我不喜欢，不欣赏。戴望舒的其他作品，也不行了。
我主张写诗要与音乐相通，叫纯诗，纯诗与音乐相通，有节奏，讲究起笔、落笔，中间布局，很严格的。
李评：同意他对徐志摩诗的评价，其余不同意。徐志摩的诗太甜太腻，让人受不了。
季先生的欣赏趣味较传统，是少年时读唐诗宋词形成的，所以他能欣赏脱胎于五代词的《雨巷》。现代主义色彩浓郁的九叶诗派、北岛、海子等人的诗，估计季先生是欣赏不了的。每个人都是被时代和环境所塑造的，季羡林也不例外。
第63页 郭沫若这人倒是挺好的，没有什么架子。
第188页 季羡林：郭沫若是因为，毛泽东喜欢李，他就吹捧李，扬李抑杜。
蔡：这方面郭老是弱点，跟风。
季：不是有个名词吗？“四大无耻”？
第427页 郭老自己讲么，郭老并不老，诗多好的少。用不了七步，立刻就成章。
李评：同意。孔子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郭沫若反过来了，待人接物挺好的，但缺少士人的风骨，而可杀不可辱的士的精神是季羡林最为看重的，所以他一方面肯定郭沫若的平易近人，另一方面也嘲讽了其在权力面前看风使舵的软骨头行径。至于他的所谓的诗，稍微读过一点现代诗的人都知道，那就是一堆笑话。据范美忠和余杰回忆，在北大大讲堂旁边的柿子林旧书市场，《郭沫若全集》零卖才两块钱一本，还没有人买。不管权力如何吹嘘扶持，读书人心中自有一杆秤。
第285页 姚雪垠哪，他自恃甚高，说将来要有“李学”。《红楼梦》不是有红学吗？《李自成》要有李学。他那本书，我也没有全看。他把那个李自成的夫人，写得像个妇联主任，没有什么文采的。
第390页 蔡德贵：作家里，您对姚雪垠不是很欣赏的。
季羡林：来往不多，那个人作风我也不欣赏。
李评：同意。人贵有自知之明。姚雪垠没有，他的自我感觉太良好了。有学者评《李自成》为“被规训的历史想象”，恰如其分。在一片盐碱地里，不可能长出美丽的花朵。
第389页 蔡德贵：《林海雪原》您看过吗？
季羡林：看过。《林海雪原》写得不错的。就是他这个旧小说根底啊，很深的，他看的不少。
蔡德贵：《青春之歌》您看过吗？
季羡林：看过，不错的。杨沫后来又写一部《芳菲之歌》，题目都不通了。
李评：两部书我都没读过。文学史说：“《林海雪原》在叙事上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传奇性，有着曲里见曲、险中有险的阅读效果”，它“利用传统的民间文化因素来表现战争”。（《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65、67页）想来可读性挺强的。
《青春之歌》，据说里面的落后人物余永泽是以张中行先生为原型塑造的，张中行先生是我很喜欢的散文家，这使我对小说抱有先入为主的负面感受。
蔡德贵：杨朔的散文您欣赏的。
季羡林：我欣赏。
李评：不同意。余杰曾说：“杨朔的散文是容易学的，因为它是模式化的。老师像外科大夫一样手拿解剖刀，一下子便将它们分为五个部分：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中学语文教学中最喜欢让学生“分层次”，而杨朔的文章层次最分明，环环相扣，似乎一气呵成。然而，对文学而言，重复、单一、模式化如同一剂致命的毒药。第一次说月亮真美的，是个有欣赏能力的人；第二次说月亮真美的人，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第三次说月亮真美的人，则是个迂腐倡化的人。不幸的是，杨朔只会这样写作：用香山红叶来比喻老向导，用茶花来比喻孩子，用蜜蜂来比喻农民，用礁石来比喻老渔夫——他就像黔之驴一样，“技止此耳”。这样的写作是可怕的，尤其是它在被不断地作为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写作方式灌输给初学者。”（《“单调散文”——对中学语文课本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收入《火与冰》）
季羡林的散文也有这样的毛病，当然与杨朔的矫揉造作相比，季羡林有一种可贵的品质，就是真实。这使得他的散文还有阅读的价值。那些追忆师友的文字，更是值得一读。
《季羡林口述史》，季羡林口述，蔡德贵整理，陕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
2012年1月15日 星期日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