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另一面
——读他的新书《我等不到了》
9月7日（周三），值晚自习时，谢绍宁老师拿给我一本书，是余秋雨的《我等不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回宿舍后熬夜读完了，读后感是：像吃了苍蝇一样。
余秋雨称这本书为“记忆文学”，而不是回忆录。奥妙何在？回忆录要忠实于记忆，要忠实于事实，而加上“文学”两个字，就可以随意捏造，随意污蔑，书中有太多地方比小说还要小说，而且是不高明的、有明显编造痕迹的小说，余先生虽有生花妙笔，却也说不圆。
平心而论，书里写亲情和夫妻之情的文字还是挺有感染力的，但是他夹带的私货让这中感染力荡然无存。
在书中，余秋雨把自己描述得像羔羊一样洁白无辜；而将他的批评者从人格到文章，从历史的遭遇到现在的处境都做了狠狠地甚至是恶毒的嘲讽。在余秋雨笔下，那些批评者翻云覆雨、恩将仇报、见风使舵、心胸狭窄，总而言之，是那么不堪。而余秋雨自己却是知恩图报、坚守节操、蔑视功名利禄、宰相肚里能撑船，是道德的化身。在批评者的反衬下，余秋雨的形象是那么伟岸高大。而这一切都是以温文尔雅的笔调来表达的。
像从前一样，余秋雨还将他的批评者统统斥为盗版集团雇佣的文化杀手。而那些人之所以批评自己，根源全在于妒忌自己显赫的名声。余秋雨还对他的对手进行政治上的严重指控，谈笑间要置人于死地，这种骨子里的阴毒让人悚然。
对于引起非议的一些往事和近事，余秋雨的辩解破绽百出。下面引一段发表在《博览群书》杂志上的文字：
余秋雨在《我等不到了》沿用当年写作组影射点名的手法，不直接点名地点了许多批评者的名。他照例避开和批评本身正面接触，专拿与批评者的种种过节说事。为的是把读者忽悠进他预设的房间，让读者晕晕乎乎地认为对余秋雨的批评不过是文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最新的一个故事直指戏剧家沙叶新。
余秋雨用几千字的篇幅讲这个故事。他说沙叶新在1970年编过一部戏《边疆新苗》，“这出戏，用一串生动的故事证明学校是害人的，文化是坑人的，教育是骗人的，年轻人应该全部到边疆去，那里是比任何家庭都温暖的地方”。孩子们因这出戏被骗到边疆。“不久之后，孩子们在荒无人烟的窝棚边朝着上海方向哭喊着爸爸、妈妈，再哭骂着那个剧作者的名字”。（P131）
余秋雨继续编排沙叶新，说在下乡20周年的时候，一大群知识青年包围了沙叶新，推挤着要打沙叶新一顿。正是伟大的余秋雨，站在沙的身边保护了他。（P194）
我们不了解余秋雨和沙叶新的恩恩怨怨，但是，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余秋雨编造的这个故事。因为它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
1969年，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模范知青金训华，在一次特大山洪中，为了两根电线杆而送了命。市里点名要求正在干校劳动的沙叶新，以金训华事件为素材创作了话剧《边疆新苗》。
知识青年下乡在先，金训华的事迹在后，《边疆新苗》更在后，余秋雨的怪异故事从何谈起？20年后，他们会把上山下乡归罪于《边疆新苗》的作者之一的沙叶新，要“打他一顿”吗？沙叶新如此“罪大恶极”，为什么“文革”后受清查的不是沙叶新而是余秋雨呢？
余秋雨的两个手指以手枪状瞄向沙叶新时，三个手指却指向了自己。1975年第7期的《朝霞》杂志，领军的首篇文章正是余秋雨的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记一位县委书记》。这是余秋雨和朱永嘉一起“到赣南山区跑了一大圈”回来所写的文章。经过实地考察，他给读者描绘了一幅知识青年踊跃下乡、贫下中农热烈欢迎的美妙图画。文章结尾通过“一个女青年清亮婉转的歌声”，要新一代知青在“山岙万年飘”！
今年4月，沙叶新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毫不犹豫地将《边》剧归入“遵命文学”。他这种看法，在“文革”结束后越来越强烈，以致认为这种作品比帮闲之作还要厉害，是帮凶了。（见《一介书生的“出走”》，2010年4月2日《南风窗》）沙叶新曾对自己发过“帮凶”这种狠话，余秋雨有片言只语提到过他的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吗？余秋雨敢于像沙叶新一样直面自己的过去吗？余秋雨搬起一块“历史问题”的大石头砸向沙叶新，结果应了那句著名的俗语，砸中了自己的脚。
余秋雨继续演绎与沙叶新的关系：“后来，上海市文化局来向我征询意见，我还推荐他做了一个剧团的团长。”（P199）
沙叶新当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是在1985年，而余秋雨所说的推荐，应在1989年之后。沙叶新当院长在先，余秋雨推荐在后，岂非咄咄怪事。再说，沙氏成名远在余秋雨之前，1985年沙叶新当院长的时候，余秋雨在干什么呢？“我在上海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又开始了苦读，时间长达七年。”（P185）他的所谓“苦读”，是从解脱清查的1978年开始的，“七年”即1978年至1985年，余秋雨正在啃戏剧史理论的冷骨头呢！上海市文化局会到这个小房间来征求余秋雨的意见吗？余秋雨又怎么能够“还推荐他（沙叶新）做了一个剧团的团长”？
英国作家毛姆说过：“读者本来没那么傻，你却拿他当傻瓜，这是很危险的。”（毛姆《巨匠与杰作》）
读完这段文字，孰是孰非，我想应该很清楚了。其他争议，也多类此。
总而言之，这是一本表面看起来很煽情，细细推敲很苍白很可怕的书。
余也有幸，曾在图书馆里翻到过余秋雨“文革”中的大作。记得大三时去北大旁听孔庆东的“鲁迅研究”，有一次课前，孔庆东把自己在旧书摊淘的余秋雨“文革”中的大作向大家做了展示，那幕场景我现在记忆犹新。
以现在公布的材料来看，余秋雨绝对不像他自己说得那么清白。“文革”作为整个民族的浩劫，没多少人能独善其身。劫后余生，有人选择了坦然面对，并做了真挚的忏悔，重新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而有人却遮遮掩掩，甚至反咬一口。前者有写下《随想录》的巴金，后者的典型就是余秋雨。
我不否认，余秋雨是个优秀的散文作家，在传播文化方面也做得非常出色，但污点总是污点，掩盖是无用的。就像周作人，这位一流的学者和散文家，在抗战中曾附逆，这段历史是谁也抹不去的。我们既不能因为他的学问做得好，散文写得好，就否认这段历史，甚至为之涂脂抹粉。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曾附逆，就抹杀他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卓越贡献。对余秋雨也应如是观。
近年来，余秋雨为文为人的表现都让我极其失望，但我不会忘记，多年前初读他的文字时的那种激动和感慨。
官话、套话、空话几时休？
——读《福建教育》
按语：工作之余我喜欢翻翻教育教学类刊物，但慢慢地就读得越来越少了，原因是费时费力而收效甚少，其中充斥的官话、套话、空话让我经常忍无可忍，有限的数篇佳作需要沙里淘金一样才能发现。《福建教育》就是其中的代表。《福建教育》我自参加工作就开始翻阅，每一期我都没落过，估算下来，我也读了不下五十期，所以还是有些发言权的。
手头有刚拿到的《福建教育》（2011年第1、2期合订本），赶紧浏览了一遍。粗略统计，没什么价值的官样文章不下15篇，占了约五分之二的篇幅，再除去其它学科的教学案例之类，真正可读且能有所启发的二三篇罢了。深得官样文章之精髓的是《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开创教育发展新局面》，比起这篇文章来，《人民日报》办得是多么风趣生动，多么充实丰富。
正文：犹豫再三，还是不发了。反正我已经在标题里旗帜鲜明地表现了我的态度。正文里也就是些例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