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读《论语》之“直在其中”

   学生们读《论语·子路》时，还有一处大不解：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则的主要意思就是，父亲偷了羊（犯了罪），儿子为他隐瞒的，在孔子看来，是正直的人。 许多学生手中的“海风版”解读，直接斥道“这在今天是不可取的”。或者可以说，按照现代“法制观念”来看，这是“糟粕”。

那么，学者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距离孔子年代最近的亚圣孟子，是以更具体的例子来支持孔子的对“直”的认识的：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䜣然，乐而忘天下。”

这个故事，当然是基于假设：舜是儒家奉为圣君，可是却有一个相当恶劣的爹——瞽瞍，桃应假设瞽瞍如果杀了人，身为大法官的皋陶应该咋办。孟子说，逮捕他就是了；而舜是不能阻止皋陶的执法行为的。然而，舜却可以像抛弃旧鞋子一样地抛弃天子的位子，偷偷地背着父亲，逃到遥远的海滨，快乐地尽孝，而忘了曾经拥有天下。

这就是典型的“圣人”在情与法的矛盾中所取的态度——不动用权力干预司法，却以布衣之身尽孝道。

儒家为什么要把“孝悌之义”当做治国之本，甚至把父子相隐作为正直的榜样呢？是否像某些人说的，“这在今天是不可取的”？

李泽厚先生说，“这是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我赞成。此中之“大”，在于社会伦理与法律制度，何者更重要的问题。

李泽厚先生是这样认为的：

孔孟坚持的氏族政治，家为重，“孝慈”居首。孟子有父亲杀人，儿子（舜）可携父逃亡的说法。后世情况变了，儒家也有“大义灭亲”“忠孝不能两全”等提法。在现代社会，这当然违反法治，构成伪证罪，却又是人情，在现实中仍可以看到。这涉及社会学、心理学好些问题。中国传统法律允许家人一定程度内的隐瞒。从社会学说，这是重视家庭作为社会基础的巩固；从心理学说，这是重培育情感高于其他。因此所谓“直”“正直”在这里就并不是法律是非、社会正义的含义，凸现了社会性公德与宗教性私德的差异及其冲突。

其实，当李泽厚先生说的说法，还忽略了一点考察：法律，是否一直都能代表“社会性公德”与“社会正义”？

中国古代的法家，想将法的至高无上树立起来，但正如商鞅的悲剧一样，换了一个王，他就死定了，所谓正义，也就瞬间破碎。而儒家，却在人类最朴素的孝慈情感中，找到了支撑点，反而走得久远。这是历史证明过的。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漫长的专制体制下，所谓“王法”，并不能说是符合大众利益的正义的法，鲁迅先生就揭露出真相，就民众而言，守法而安生立命，也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因为民众几乎没有厘定规则的权利（即立法权）；于是，就历史来看，法不能代表社会正义，那么，一个社会的正义自然要向更可靠的领域去寻求，儒家所寻得的，便是“伦常”。

至于现代社会，且不说在某些国家动乱年代的罪名着实是践踏人伦甚至罔顾正义，就算是西方宪政制度下，不也有许多与正义冲突的法律么？如美国历史上的移民歧视，当今的枪支泛滥，曾酿就太多悲剧，但都是法律支持的呀！西方宪政，基于社会契约精神，而契约，又与利益的妥协与互惠紧密相连，契约，最多只是相对公平，这种相对性，也随时会被此消彼长的形势给打破，法国最近的“查理周刊”被袭击的事件所反映的文明冲突，也再一次拷问一个多元社会的“正义”。

法律及其执行过程的正义性，如果不能得到保证，那么，对于“法”的忠诚，自然不必坚守。那么，人坚守什么才是“正直的人”？

有人悲观地说，无解的。我也无力求解；只能说，儒家向伦理中寻求恒常的正义，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而且，这种合理性，不是只在“封建社会”，而是，可以指向遥远的未来。我们或许不必独尊之，但更不可轻易抛弃之。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我听取一场演讲会，一位“模范教师”谈自己为了给高三学生做课后辅导，而将生病的五岁女儿单独留在家中，结果，女儿夭折了；而她，成了“模范”。

虽然我很同情这位老师，但我却可以站在她女儿立场上痛恨她，也站在所有为人母者的立场上鄙视她——一个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能呵护的女人，凭什么人们会相信她能呵护别人的孩子的成长？而如果她是因女儿的夭折而成名（事实上这正是她演讲的主要事迹），还要号召教师们都向她学习，那么，这事就更卑鄙了。

为了她所说的“党的教育事业”，牺牲女儿，牺牲人伦，这样的人，我真的很怀疑她的“正直”。

由此看来，对于人伦的倚重，实在是一种大智慧。

从“色难之孝”到“作揖主义”

    《论语·为政》中颇多关于“孝”的解说。例如：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这“色难”一则，是说只是为父母效劳，用酒食奉养父母，是不够的，在父母面前始终和颜悦色，难呐！难，所以要提出要求；从此，“孝”的意义中多了“顺”，要发自内心和颜悦色地孝顺。

    然而如果父母未必对，怎么办？《论语·里仁》中说：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几次劝说若不奏效，则还是要以孝敬为行为准绳，不许怨怒，依然要保持和颜悦色。

这就是儒家成为“仁之本”的“孝”的情感态度。当今的家长们看到，大约会觉得真是太伟大了：倘若生子如此，夫复何求！而儒家正是要通过这样的家庭伦理秩序的推而广之，来实现社会的伦理秩序：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为政》

对父亲能发自内心和颜悦色地孝顺，又怎么可能对尊上之人忤逆呢！无怪乎一代代统治者都要用儒家，甚至有声称“半部《论语》可治天下”的，这是那位“贤相”的作为是否都可以拿《论语》的作标杆衡量一下，这是另话。

“以孝治天下”的名号，于帝王是有明显好处的，而臣民，有时也很受用，典型的就如李密上《陈情表》，躲过了司马氏的征召。但后世就有“忠孝不能两全”，要你先“精忠报国”，等父母去世再丁忧服丧，这似乎已经背离了原先“孝”之真意，生前不能尽孝，死后再说，于老父母而言，这孩子养着，也是贡献给朝廷了，而所谓朝廷，何尝不是一己之朝廷。也有为握稳大权而拒绝丁忧的，如张居正之类，就会被士大夫们攻击，于是就有“夺情”之说，即让皇帝谕令该大臣以国事为重而不丁忧居丧。——凡此种种，中国封建官制里关于“孝”的戏码，演绎得丰富极了！

那么民间呢？先看看梁实秋先生的描写吧：

大家庭制度下，公婆儿媳之间的代沟是最鲜明也最凄惨的。儿子自外归来，不能一头扎进闺房，那样做不但公婆瞪眼，所有的人都要竖起眉毛。他一定要先到上房请安，说说笑笑好一大阵，然后公婆（多半是婆）开恩发话：“你回屋里歇歇去吧”，儿子奉旨回到阃闱。媳妇不能随后跟进，还要在公婆面前周旋一下，然后公婆再度开恩，“你也去吧”，媳妇才能走，慢慢的走。如果媳妇正在院里浣洗衣服，儿子过去帮一下忙，到后院井里用柳罐汲取一两桶水，送过去备用，结果也会召致一顿长辈的唾骂：“你走开，这不是你做的事。”我记得半个多世纪以前，有一对大家庭中的小夫妻，十分的恩爱，夫暴病死，妻觉得在那样家庭中了无生趣，竟服毒以殉。殡殓后，追悼之日政府颁赠匾额曰：“彤管扬芬”，女家致送的白布横披曰：“看我门楣！”我们可以听得见代沟的冤魂哭泣，虽然代沟另一边的人还在逞强。

以上说的是六七十年前的事。代沟中有小风波，但没有大泛滥。张公艺九代同居，靠了一百多个忍字。其实九代之间就有八条沟，沟下有沟，一代历一代，那一百多个忍字还不是一面倒，多半由下面一代承当？古有明训，能忍自安。  ——（梁实秋《代沟》）

这便是民间门风严谨的家庭的常态了：本来青年伉俪别后重逢，情浓胜似新婚，想“一头扎进闺房”是人性常情，但孔夫子当然是没有说过支持这样做的话的，自然要让青年先去尽孝道，陪老人家高兴了，才能离开；而“儿子奉旨回到阃闱。媳妇不能随后跟进，还要在公婆面前周旋一下，然后公婆再度开恩，“你也去吧”，媳妇才能走，慢慢的走。”这一细节则更有趣了。伉俪情深是不能表现的，而孝顺则要表现得越充分越好。这样的伦常，自然是压抑人性的，或许正因此，酝酿了后世的变局。

读梁先生的文章，多半是让人觉得轻松的，他常常能举重若轻，把人情事理写得通透而诙谐，但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却难以轻松，因为其“代沟的冤魂哭泣”让我联想起许多名篇中的故事来了。

首先是《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和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妻缘何要分离，只因焦仲卿的老母对儿媳一百个不满意：

“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身为孝子的焦仲卿只得苦苦哀求：

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

他只能这样做，否则就会被指“不孝”，不仅公务员身份就可能不保，自己的声名也可能从此狼藉：娶了媳妇忘了娘之类的谴责，对向来以孝为立身之本的他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

当然这哀求是没有“礼”的支持的，老母亲自然还可以大怒呵斥，这是“礼”赋予她的权利：

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现代青年倘若遇到这样的恶婆婆，大都愤而离家、另立门户了吧，然后老人终于妥协，尤其是在得了胖孙子之后……可是，“以孝治天下”的时代，身为基层公务员的焦仲卿不可能这么做，他没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在母亲盛怒之下，“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回房对爱妻说：“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但软弱的他，哪里有能力让母亲回心转意呢？直到被他休回家的刘兰芝被兄长逼着，也是被“礼”逼着，要再嫁了，他赶去说了这么一通话：

府吏谓新妇：“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这话说得又酸又狠：“祝贺你得到高升！我这块磐石方正又坚实，可以一直存放上千年，而你如蒲苇一时柔韧，就只能保持在早晚之间罢了。你将会一天天地富贵起来，我一个人独自走到地府去吧！”听到曾海誓山盟的丈夫这样说，刘兰芝这个刚烈女子自然不能独自保全：

“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

最终的悲剧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即便焦仲卿把寻死的念头告诉了老母亲，也不能让这个恶婆婆回心转意，于是，一个“自挂东南枝”，一个“举身赴清池”。这就是梁实秋先生所说的“代沟的冤魂哭泣”吧。

这样的为了孝只好牺牲爱情，甚至生命的例子，自古绵延至近代，始终不绝。两千年后，仍有巴金的《家》中所描述的高觉新的“作揖主义”：

觉新在这一房里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孙。就因为这个缘故，在他出世的时候，他的命运便决定了。

他的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着双亲的钟爱，在私塾得到先生的赞美。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便是他的父母也在暗中庆幸有了这样的一个“宁馨儿”。

他在爱的环境中渐渐地长成，到了进中学的年纪。在中学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又名列第一。他对于化学很感到兴趣，打算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继续研究，他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充满了美丽的幻想。在那个时期中他是一般同学所最羡慕的人。

然而恶运来了。在中学肄业的四年中间他失掉了母亲，后来父亲又娶了一个年轻的继母。这个继母还是他的死去的母亲的堂妹。环境似乎改变了一点，至少他失去了一样东西。固然他知道，而且深切地感到母爱是没有什么东西能代替的，不过这还不曾在他的心上留下十分显著的伤痕。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前程和他的美妙的幻梦。同时他还有一个能够了解他、安慰他的人，那是他的一个表妹。

但是有一天他的幻梦终于被打破了，很残酷地打破了。事实是这样：他在师友的赞誉中得到毕业文凭归来后的那天晚上，父亲把他叫到房里去对他说：

“你现在中学毕业了。我已经给你看定了一门亲事。你爷爷希望有一个重孙，我也希望早日抱孙。你现在已经到了成家的年纪，我想早日给你接亲，也算了结我一桩心事。……我在外面做官好几年，积蓄虽不多，可是个人衣食是不用愁的。我现在身体不大好，想在家休养，要你来帮我料理家事，所以你更少不掉一个内助。李家的亲事我已经准备好了。下个月十三是个好日子，就在那一天下定。……今年年内就结婚。”

这些话来得太突然了。他把它们都听懂了，却又好像不懂似的。他不作声，只是点着头。他不敢看父亲的眼睛，虽然父亲的眼光依旧是很温和的。

他不说一句反抗的话，而且也没有反抗的思想。他只是点头，表示愿意顺从父亲的话。可是后来他回到自己的房里，关上门倒在床上用铺盖蒙着头哭，为了他的破灭了的幻梦而哭。

“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对他的确有很大的用处，就是这样的“主义”把《新青年》的理论和他们这个大家庭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它给了他以安慰，使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自己并不觉得矛盾。于是他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这种生活方式当然是他的两个兄弟所不能了解的，因此常常引起他们的责难。但是他也坦然忍受了。他依旧继续阅读新思想的书报，继续过旧式的生活。

这里没有恶婆婆，但一样存在着“礼”，这个“礼”同样是不顾青年的爱情理想的，“不违父之志”是关键，被“孝”与“礼”内化了的长子，当然走不出“温良恭俭让”的人生格局，当然不会忤逆父亲，而他的“作揖主义”间接造成了梅表姐和瑞珏两个女子的死，又何尝不是“忍”这心头上的刀子杀死的呢？

死了多少女人，是不必在意的，只要“礼”所维护的伦常还健在，长者们便释然。这或许是孔夫子提倡“孝道”时未曾想到的吧。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

——因为在儒家之“礼”中没有“平等”，也没有“自由”。

诚如梁实秋先生所言“一代历一代，那一百多个忍字还不是一面倒，多半由下面一代承当？古有明训，能忍自安。”有的人说，儒家提倡“父慈子孝”，便是平等，殊不知在整本《论语》中，“慈”只被提及一次，而且是在孔子对权臣季康子谈为政时，而不是教人怎样做父亲。正源经典中对“慈”仅此一字，又如何指望后世扩充之？于是梁先生说：“五四运动实乃一大变局。新一代的人要造反，不再忍了。有人要“整理国故”，管他什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都要揪出来重新交付审判。礼教被控吃人，孔家店遭受捣毁的威胁，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沟要彻底翻腾一下，这下子可把旧一代的人吓坏了。有人提倡读经，有人竭力卫道，但是不是远水不救近火，便是只手难挽狂澜。代沟总崩溃，新一代的人如脱缰之马，一直旁出斜逸奔放驰骤到如今。旧一代的人则按照自然法则一批一批的凋谢，填入时代的沟壑。”这是中国近现代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孔，典型的例子，便是我们可以在鲁迅的呐喊中听到“救救孩子”，也在毛泽东的自传中读到他与父亲的斗争宣言：你不慈，如何让我孝？

“平等”“自由”是当今东西方社会共同奉行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亦赫然有之），如若要让“孝”继续绵延下去，拿着孔夫子的原始版，恐怕是行不通了吧？倘若能实现父子间人格平等、互相尊重，各自拥有自由意志，具有了现代伦理意义，“孝道”才能延年益寿吧！

写在“三读《论语》”前面的话

须坦言，我细读《论语》完全是被本省高考逼的，而这一逼，也就八年过去了。曾经手边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徐志刚版的《论语通译》，因为自己颇多批注，且有些反骨之语，吴谢宇看着新鲜，便谋了去；后来手边的版本渐多，有杨伯峻、李泽厚、钱穆、南怀瑾诸位先生的解读，反顾当时批注，已有自觉幼稚之处……始知读《论语》之于我，实在是一桩须“温故而知新”且“日日更新思考”的事。而这些思考，虽未必关乎高考，但确关乎社会人生。

（一）从“攻乎异端”到“异端的权利”

《为政》篇中有这样一句，各版本解释各异：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徐志刚解作“去攻读那些邪说，那就有害了”，杨伯峻解作“攻击那些邪说，祸害就没有了” 。因为关键词“攻”，本来便有“攻读、研究”和“攻击”的意思，于是，随着对这个字的歧义理解，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句子理解。然而，这两种理解，其实在对“异端”的态度上是相似的，或是远离，或是打击。孟子大约就是主张打击的，所以有这样的言论：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滕文公下》）

大家现在知道道家、墨家的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知道百家争鸣的意义，自然不会对孟子这番言论照单全收，但在当时，捍卫儒家立场的儒生们，却是深受鼓动的：既是儒家弟子，攻击杨墨、消灭邪说，是儒家之“义不容辞”之事。

由此管窥春秋战国之各家争鸣，其实是很尖锐的斗争；只是，任何一派都没有受到绝对权力的绝对庇佑与推行，于是，后世看到了一个“争鸣的盛况”。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宽容的时代，因为各家都在互相攻击，以至于庄子觉得在那个时代，已经没有办法好好说话了，只能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表达主张，以至于到了一旦有绝对权力的干预，其它各家便遭厄运：秦始皇之焚书坑儒如是，汉武帝之罢黜百家如是……后世终于以“孝”“忠”“礼”“德”等等名目“治天下”，儒家成了主流价值观，这是统治者的选择——其实专制者总是以儒为名、以法与权术为实来御民——而后通过“教化”，实现儒家教义的深入人心：民间爱读《三国演义》，爱论忠义，便是如此；直到民国，鲁迅对刘备之“伪”的评价，才得以放出声来，让国人都听到。

之前曾有人辩论“礼教”之是非，说“礼教”即“仁义礼智信”，自然是好东西，这话乍看不错，但有两点值得质疑，一是，“仁义礼智信”是好东西，可是礼教排斥打压其他学说，甚至于肉体消灭，这样做对吗？二是，“仁义礼智信”只是概念，何为这五者的正确解读，才是关键。而偏偏“解释权”归统治者时，许多异化便出现了，如《三国演义》第十九回里的刘安，便是一个典型，刘备吃了他煮的肉，觉得饱足；后来知道他竟是杀妻取肉，非但并不厌恶，反倒帮他表功，帮他向曹操讨了赏，“操乃令孙乾以金百两往赐之”。 这样的刘备，还有“仁者”之名，今日看显然咄咄怪事。然而在当时，却无不妥，是因为刘安既孝且忠（自云“本欲相随使君，因老母在堂，未敢远行。”），至于与妻子的情分和对生命的尊重，仿佛是不在“仁义礼智信”中的。 毛宗岗先生在此戏谑：“千金买骏骨，百金谢狼肉。一上黄金台，一饱刘君腹。刘安得此金，又可娶一妻矣，但恐无人肯嫁之耳。何也，恐其又把作野味请客也。”至于到民国，鲁迅、胡适、梁实秋、巴金等等各派人物对礼教皆有微辞，纷纷著书以揭露其实质，也就无怪了。

说到这里，大家对于“攻乎异端”一句的联想，是否就更丰富了呢？我却要请大家回来，看看两岸公认的儒学大师钱穆先生怎么解释这一句：

先生说：专向反对的一端用力，那就有害了。

何出此言？钱先生道：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如小子鸣鼓而攻之。然言攻乎，似不辞，今从上解。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被端视此端亦然。墨翟兼爱，杨朱为我，何尝非各得一端，而相视如水火。旧说谓反圣人之道者为异端，因举杨、墨、佛、老以解此章。然孔子时，尚未有杨、墨、佛、老，可见本章异端，乃指孔子教人为学，不当专向一偏，戒人勿专在对反之两端坚执其一。所谓异途而同归，学问当求通其全体、否则道术将为天下裂，而歧途亡羊，为害无穷矣。一说，异端犹言歧枝小道。小人有才，小道可观，用之皆吾资，攻之皆吾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后世以攻异端为正学。今按：由此观之，本章正解，尤当警惕。

孔子平日言学，常兼举两端，如言仁常兼言礼，或兼言知。又如言质与文，学与思，此皆兼举两端，即《中庸》所谓执其两端。执其两端，则自见有一中道。中道在全体中见。仅治一端，则偏而不中矣。故《中庸》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这是我所见的最令我信服的解法，孔夫子在教导弟子做学问的正道。

想来诸先生都是以自己的学识态度在维护孔圣人，然而孔子究竟是什么样的态度，或许经两千多年，已然杳不可知，亦如清代学者戴震的质疑。

而对于今人而言，当思之事，恐怕并非孔子真意如何，而是对“异端”究竟该采取何种态度。在我看来，博采之后，方有真正的独立思考，于是倒想起伟大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名著《异端的权利》来了……